我們無法迴避現代形態的小説。文學史必須正視它。它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富，功德無量。但，我們在對它做出足夠的讚頌之後，卻必須看到它所走的極端。我們更應該看到：它的榮譽是以犧牲古典形態的小説為代價的；一些極端偏激的批評家們，在一味推崇它時，卻忽視了古典形態小説一如從前、依然青春這一事實。
其實，我們可以對現代形態的小説以及促使現代形態小説產生的依據，提出種種質疑——我們並沒有得到一個先驗的無需證明的判斷，即終極關懷是小説的根本使命。為什麼説小説對人類的關懷就一定應是這樣的終極關懷呢？這種結論又是誰賦予的呢？終極關懷與小説的價值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人為的還是原先就在的？又有誰去令人信服地證明過古典形態的非終極關懷僅其價值而言就一定要比現代形態的終極關懷來得低下？這到底是兩種只具並列關係的形態還是一種遞進關係的形態？
其次，我們可以很“功利”地懷疑：當人類需要最起碼的實際關懷時，如此終極而玄虛的關懷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人類連最起碼的平等自由沒有、最起碼的物質條件沒有、最起碼的做人的權利沒有、最起碼的個人尊嚴沒有，那些他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也根本無從覺察的終極關懷，他們需要嗎？又能消受得起嗎？
事實上，由於現代批評對現代形態小説在價值上的獨斷性評價，導致了當今小説一窩蜂地放棄了古典形態小説的價值取向，從而使小説完全失去了實在的社會功能，成了少數學者、專家在書齋與會議室中討論的精神閒食與貴族生活的精神奢侈品了。
一味地形而厶就一定是我們要選擇的方向嗎？黑格爾當年講，文學最終將與哲學匯合而消亡。我贊同文學與哲學的匯合。
但假如説這種匯合是以消亡文學為代價的話，那麼，我寧願拒絕這種匯合。
現代形態下的小説，乃至整個現代形態下的文學，無法推卸這一點：它們給我們帶來的是冷漠與冷酷。也許，這並不是它的本意——它的本意還可能是揭露冷漠與冷酷的，但它在效果上，確實如此。小説失去了古典的温馨與温暖。小説已不能再庇護我們，慰藉我們，也已不能再純淨我們。我們在那些目光呆滯、行動孤僻、對周圍世界無動於衷的現代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對那些陰暗潮濕、骯髒不堪的生存環境時，我們所能有的只是一種地老天荒時的悽清與情感的枯寂。
托爾斯泰、雨果、契訶夫、魯迅以及沈從文等小説家所創造的古典形態下的小説所具有的悲憫精神，在這個恰洽缺乏情感的現代社會，難道還不是一個顯赫的問題嗎？當今小説難道沒有重新找回這一精神的必要嗎？
對思想力量的迷信和對莢感力量的輕看，是十足的偏頗。美感與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一個人輕生，任何思想的説服，也許都無濟於事。但如果這個人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邊的雲彩下走過一個天使般的小女孩，也許就會覺得世世界很漂亮，活着是一件不錯的事情，就會放棄輕生的念頭。頹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場上，正是在看到了一片美麗而高遠的俄羅斯天空後，重又獲得生存的勇氣的。
現代形態的小説拒絕美感是荒謬妁。
現代形態的小説與古典形態的小説相比，不具有進化論意義上的價值。它們只是兩種並列的形態。
古典形態的小説，在得了當下精神的光照、獲取生活給予的鮮活的新內容之後，依然可以再現青春之活力。
近來我連續看了幾十部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影片。我得出一個結論：那個在我們的印象中似乎滿街溜達着玩世不恭百無聊賴的嬉皮士、到處閃動着留了“龐克”髮型的怪人們的身影的西方世界，被民眾們廣泛接受並被那些權威機構認可的影片——《克萊默》、《鋼琴課》等，恰洽是非常古典的。於是，我就懷疑起這些年來我們的批評家們的工作。他們似乎把西方邊緣性的、非主流的文學藝術無節制地誇大與強調了，從而給中國的作家們形成了一個特大的錯覺，彷彿西方世界的文學藝術無一例外地全都滑入了現代形態一路。
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僅僅是兩種形態，實在無所謂先進與落後，無所謂深刻與淺薄。藝術才是一切。更具悖論色彩的是，當這個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謂“現代”時，它反而會更加看重與迷戀能給這個世界帶來情感的慰藉，能在喧譁與騷動中創造一番寧靜與肅穆的“古典”。
我在理性上是個現代主義者，而在情感與美學趣味上卻是個古典主義者。《紅瓦》順從了後者。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凌晨於北京大學燕北園